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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刑问题与对策

作者:JONER 来源:未知 2013-12-08 17:03

  罚金刑的适用、执行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关注。但是迄今很少有人以效率观点分析罚金刑。笔者认为罚金刑的质量是其效率决定的,因此有必要用效率的观点,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个问题。

  一、罚金刑效率的含意

  效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表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犯罪给社会带来损失,罚金刑可以遏制一定量犯罪,尤其是贪利型犯罪,降低犯罪率。也就是说,罚金刑发挥其威慑力能够增加社会收益,这种社会收益就是罚金刑收益,也可以理解为罚金刑的威慑力。为了获得这些收益,国家要投入查处、执行费用,占用、消耗一部分社会资源,这就是罚金刑成本。罚金刑效率为收益和成本的比例,可用一公式表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罚金刑效率=罚金刑收益/罚金刑成本

  提高效率的最优途径是提高罚金刑的收益,同时降低其成本,但是,收益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是有限度的,所以罚金刑的最大效率应该是:以最小的罚金刑成本获取最大的遏制犯罪的收益,此为罚金刑效率的第一层含意。

  效率意味着节约,还意味着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我国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只有将社会资源均衡地配置于社会各部门,充分加以利用,才能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罚金刑的本益比例符合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就表明罚金刑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此时才代表真正的效率。国外有学者持此说:“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效率是配置效率,它表示物品和劳务在众多消费者中的均衡分配。”(注: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因而罚金刑效率还意味着配置效率,即将合理的资源投入罚金刑中,符合社会资源的均衡配置。

  二、罚金刑的收益(威慑力)最大化与社会均衡

  论述罚金刑效率有必要先分析罚金刑成本。罚金刑成本包括三个部分:1.消耗成本,指国家、社会在查处犯罪、执行判决时所消耗的资源;2.占用成本,即罚金刑的严厉性,罚金刑严厉性不同,其占用的社会资源也不同;3.后期边际成本,即罚金刑的合理程度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协助公检法机关查处犯罪、执行刑罚的积极性。积极性高时,公检法查处犯罪的概率会提高,其工作难度减小,查处、执行成本减少;反之积极性低时,公检法查处犯罪、执行刑罚的成本会增加。

  为了便于考查罚金刑的严厉性,本文将其作为影响罚金刑成本的唯一因素。罚金刑严厉性超过必要限度时,不仅其占用成本会增加,其后期边际、消耗成本也会增加。因为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在权衡犯罪危害性和罪犯可能遭受的刑罚后,会转而同情被处罚人,其协助查处、执行的积极性会减小,那么公检法机关查处犯罪,执行刑罚的难度就会增加,会影响犯罪破获率和执行率。犯罪破获率一旦降低,罪犯就可能在侥幸心理支配下趁机作案。这就是刑罚过重的负面效应,刑罚严厉性超过最大威慑限度,犯罪率反而会上升。即庄子所谓“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悖论。

  上述必要限度也即罚金刑收益(威慑力)最大化。首先从一般刑罚的收益最大化开始分析。理想状态的刑罚环境是指:犯罪查处率达到100%,完全消除犯罪黑数,人民群众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罪犯对其行为的社会物质损害应予赔偿。在此基础上,对罪犯处以与犯罪质、量相当的刑罚,不仅剥夺了其全部既得利益,而且使犯罪感到了与其犯罪相当的刑罚的痛苦。在理想环境下,这种相当的刑罚足以消灭犯罪,我们认为罚金刑严厉性已达到最大限度,达到威慑最大化。贝卡利亚说:“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注: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页。)黑格尔进一步指出:“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从而规定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是同样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刑罚在质和量的性状方面的规定是合乎正义的这一问题,诚然比起事物本身实体性的东西来是发生在后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4页。)与犯罪质、量相当的刑罚,既能让罪犯感到刑罚的痛苦,又易得到群众的支持。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表明了这一最大威慑限度。

  虽然现实环境与理想环境存在一定距离,消灭犯罪是不可能的,但是罚金刑的威慑力最大化却不会改变。因为增加刑罚严厉性,对狂悖不法之徒不仅无济于事,相反增加了执行机关的工作难度;而对恶性较小者处以重刑,则人民群众会难以接受。一般认为,罚金刑…于惩治贪利型犯罪更有威慑力,“不仅能减缓监狱的拥挤,而且对国家,地方金库能有所贡献,同时,能减轻守法公民的税收负担。” (注:fraankschmalleger,“griminaljusticetoda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1,p350.)能降低刑罚总成本,在达到威慑最大化时其耗费的成本比一般刑罚要低。所以罚金刑威慑最大化是指对罪犯处以与其所贪利或企图贪利数量相当的罚金。

  最大化是社会各部门的奋斗目标,但由于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妥协,就出现各部门相互协调、持久存在、共同发展的均衡状态。每个部门都不应该达到最大化,否则会破坏均衡和社会整体利益,罚金刑也不例外(笔者假定其为一个社会部门)。罚金刑效率就是对罚金刑的均衡状态的描述。分析前述公式:

  罚金刑效率=罚金刑收益/罚金刑成本

  罚金刑收益与成本之间不是直线关系,最初成本增加可能获得大得多的收益,这是成本投入的效率前提,渐渐地成本增加而收益的增加幅度渐次减小,直到威慑最大化时收益才完全停止增长。其增长模式图可见下图nb曲线。随着成本的增加,收益幅度的逐渐减小,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就越来越小,即罚金刑效率越来越小。当增量收益与增量成本相等时,就达到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如果再投入成本则会浪费资源,不符合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所以,均衡状态下,罚金刑的最大效率,虽未实现威慑最大化,会放纵少量犯罪,但是于整个社会发展有利。可用曲线图表示罚金刑效率、收益和成本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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